聚焦工伤认定新裁决，揭示用工管理深层变革与制度反思。
黄海之滨，微风和畅。5月20日上午，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星星接到了某商业公司负责人陈某打来的电话。陈某感慨道：“企业进一步规范了用工管理，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这通电话背后，是一起历时近两年、牵动三方——劳动者、企业与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行政争议，最终在司法主导下实现“一案解三结”：定分止争、修复劳资关系、促进行政执法规范化。
事件回溯至2023年7月：商业公司员工吴某驾驶电动车从公司下班回家途中，与许某驾驶的汽车发生碰撞，倒地受伤，被诊断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某县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明确双方负同等责任。随后，当地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吴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这一认定本是法律框架下的常规操作，却引发企业强烈异议——该公司未为吴某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工伤成立，全部赔偿责任将由企业自行承担。
于是，商业公司以人社局为被告、吴某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请；公司不服，于2025年5月上诉至盐城中院。案件交由李星星法官承办。值得深思的是：表面看是“民告官”，实则是一场因社保缺位而激化的信任危机——企业质疑的并非法律条文本身，而是事故责任认定的正当性；其真正焦虑的，是“无保即自担”的沉重现实压力。
李星星在阅卷中敏锐捕捉到症结所在：企业反复强调“交警认定错误”，却从未就该认定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换言之，争议已偏离工伤认定合法性审查的核心，滑向对前置行政行为的“隐性挑战”。这种“绕道维权”现象，在中小微企业工伤纠纷中并不鲜见——既缺乏专业法律支持，又对行政执法程序认知模糊，最终只能将矛头转向后续环节，徒增司法成本与社会对抗。
“解铃还须系铃人。”李星星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主动引导企业提交书面申请，邀请交警大队工作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一做法看似简单，实则体现了行政审判理念的深层转变：从“坐堂问案”走向“协同查证”，从“判得准”升级为“解得透”。尤其在涉民生、涉营商环境案件中，法官不仅是裁判者，更应成为事实澄清者、规则阐释者与关系修复者。
庭审现场，陈某情绪激动：“吴某应承担主要责任！事故适用简易程序，但认定书却超期作出，程序违法必然导致结果失当！”面对质疑，交警大队工作人员刘某并未回避，而是手持现场示意图、刹车痕迹照片、双方案发当日询问笔录等原始材料，逐项还原勘查过程、比对陈述一致性、解释责任划分逻辑。当一张标注清晰的碰撞点示意图传至陈某手中时，他久久凝视，最终沉默——那一刻，不是败诉的退让，而是被扎实证据与坦诚回应所折服的理性回归。
尤为可贵的是，李星星并未止步于“说服企业撤诉”。他在肯定事故责任认定实体正确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交警大队确存在简易程序超期出具认定书的程序瑕疵。这种“既讲情理、更守法理”的平衡表达，恰恰彰显了司法监督的温度与力度——不因结果正确而纵容程序失范，也不因程序瑕疵而否定实体公正。事后，法院向交警大队发出司法建议，推动其完善简易程序操作规范；人社局同步承诺跟踪赔付进展。一场个案，由此撬动了执法、司法、守法三个环节的良性互动。
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远不止于解决一宗工伤纠纷。它直击当前劳动保障领域的两个痛点：一是中小企业工伤保险参保率偏低的现实困境，二是行政执法与司法审查之间尚存的信息壁垒与信任落差。当企业连“为何是同等责任”都难以理解时，再完善的法规也难落地生根。而李星星法官用一次出庭说明、一段入情入理的释法、一句临别叮嘱——“一定要记得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这不仅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基本保障，也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完成了从个案裁判到规则普及、从矛盾化解到治理提升的跃升。
数据显示，2025年盐城市行政案件收案数同比下降5.83%，实质化解率达24.2%。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像李星星这样的法官，正把法庭变成普法课堂、把判决书化作治理方案、把每一次开庭当作一次政企民之间的真诚对话。真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在宏大的政策宣示里，而在这样一次次“把道理讲透、把心结解开、把漏洞补上”的司法实践中悄然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