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疫苗背后几代人的公共卫生奋斗历程。
2003年，安徽青年张先著在公务员考试中成绩位列第一，但因携带乙肝病毒，最终被取消录用资格。
随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市人事局的行为违法，此案也被誉为“乙肝歧视维权第一案”。
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歧视，与当时乙肝在中国的高发情况有着密切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公众对乙肝的认知存在较大偏差，也暴露出社会在对待疾病和患者方面仍需提升包容性与科学意识。尽管如今乙肝防治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历史遗留的偏见仍需持续努力去消除。
在那时，中国是名副其实的 “ 乙肝大国 ”。
1992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中国约有1.2亿人感染乙肝病毒，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是中国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人口中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约为9.75%，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高流行区标准（超过8%）。
更可怕的是，当时全国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仍高达9.67%。
但在 22 年后的 2014 年，这个数字下降了 97%，只有 0.32%。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的重要公共卫生策略：国家免疫规划。
乙肝的全称是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导致的一种肝脏疾病。
根据病情发展速度，乙肝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但临床上的急性病例已较为少见，目前我们通常所指的乙肝主要为慢性类型。这一变化反映出乙肝防治工作的成效，也提示公众对慢性乙肝的关注应更加深入。从疾病流行趋势来看，慢性乙肝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需要持续加强防控和治疗体系建设。
慢性乙型肝炎通常指病毒感染超过6个月，由于机体免疫系统无法彻底清除病毒，从而引发持续性或反复发作的肝脏炎症反应。
早期可能症状较轻，甚至无明显表现，但随着病情进展，可能会出现肝脾肿大的现象，严重情况下可能演变为肝硬化或肝癌，危及生命。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2022年全球约有108万人死于乙肝。这一数据再次凸显了乙肝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重大威胁的严峻现实。尽管疫苗接种和治疗手段不断进步，但乙肝仍对许多地区构成严重健康风险，尤其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和地区，防治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提升公众对乙肝的认知、扩大疫苗覆盖范围、改善治疗可及性，是全球卫生系统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目前的医疗技术尚无法彻底治愈慢性乙型肝炎，主要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和注射干扰素等方式来控制病情发展。
那么问题来了，在上世纪的中国，乙肝病毒为什么会广泛流行？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乙肝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与肺结核这类可以通过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的传染病不同，乙肝主要通过母婴、血液和性接触传播，日常的社交接触，比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办公用品等行为几乎不会感染乙肝病毒。
研究表明，母婴垂直传播是慢性乙肝的主要来源，占国内新发感染病例的30%-50%。
感染乙肝病毒的母亲可能在分娩时将病毒传给新生儿，而新生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感染。这一传播途径是乙肝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对孕妇进行乙肝筛查和对新生儿及时接种疫苗显得尤为重要。尽管近年来乙肝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需要加强公众对母婴传播风险的认知，提高预防措施的普及率和执行力度。只有通过科学防控和持续教育，才能有效降低乙肝对下一代的威胁。
如果在这一时期感染乙肝病毒，约有90%的几率发展为慢性乙肝，形成代际传播。这一数据提醒我们，乙肝病毒的传播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对易感人群而言，早期预防和及时干预显得尤为重要。乙肝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更可能对家庭和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因此加强公众教育、提升疫苗接种率以及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是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的关键措施。
同时，在20世纪70到90年代，国内医疗资源较为短缺，医疗条件有限，注射器、针头等医疗器械的重复使用现象较为普遍，且常存在消毒不彻底或操作不规范的问题。
这种不安全的医疗操作显著提高了医源性乙肝感染的风险，直到一次性医疗器械逐渐推广后才有所改善。
此外，当时血液采集和输血管理体系尚不健全，一些地区还存在非法卖血现象，同时对血液制品的处理流程监管不到位，致使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被用于临床治疗，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与输血相关的病毒感染情况。
在家庭内部，由于生活接触密切，偶尔可能存在血液接触的情况，造成水平传播，这进一步加剧了乙肝在家庭中的聚集现象。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乙肝病毒在国内呈现出广泛流行的趋势，带来了严重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
根据 2021 年出版的《 病毒性肝炎 》第三版，我国每年约 30 万人因感染乙肝病毒有关病死亡，每年因慢性乙型肝炎（包括肝硬化、肝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 亿元人民币。
而且因为当时普通人的医疗知识有限，不清楚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导致社会上普遍存在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入学、就业、婚恋等方面的权利，造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视频开头提到的张先著只是那个年代下被歧视的千千万万个乙肝患者中的一员。
所以，有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预防乙肝病毒的感染，切断其传播途径呢？
相信有不少差友已经猜到了，就是疫苗。
对尚未感染乙肝病毒的人群而言，接种乙肝疫苗是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预防方式。特别是新生儿和婴幼儿，应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从而有效减少母婴传播的风险，进而阻断代际之间的传播链条。
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疫苗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早在1975年，陶其敏教授及其团队成功研发出中国首支乙肝疫苗。
为了验证疫苗的可靠性，陶其敏教授甚至亲自进行了注射实验，但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疫苗供应很快出现了紧张。
中国决定进口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的重组DNA乙肝疫苗，以满足国内对乙肝疫苗的市场需求。这一举措体现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持续优化疫苗供应链、保障民众健康权益的积极态度。作为全球重要的疫苗生产国之一，默沙东的产品在质量与技术方面具有较高认可度，此次进口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国内疫苗种类，提升疫苗可及性。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疾病预防方面始终坚持科学决策、开放合作的原则。
最开始，默沙东计划以每针100美元的价格向中国销售三针装的乙肝疫苗，但当时中国农民的月均收入仅为50元左右，这笔费用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依然难以承受。
经过中美双方多轮谈判与协商，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和默沙东董事会主席兼CEO罗伊·瓦杰洛斯的积极推动，默沙东最终同意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基因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乙肝疫苗短缺问题。 这一技术转让不仅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国际合作在解决全球性健康问题中的重要作用。700万美元的定价，既是对技术价值的认可，也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关键医疗资源提供了可行路径。从长远来看，这项合作为中国自主生产高质量乙肝疫苗奠定了基础，对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此次技术的引进成为中国乙肝防控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再后来，随着中国疫苗生产体系的逐步完善，国产乙肝疫苗相继投入生产，国内新生儿的接种需求得到了有效保障。
真正推动乙肝疫苗在国内广泛普及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当年卫生部正式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管理体系。
中国自国家层面开始系统性地通过疫苗来预防新生儿和儿童的乙肝病毒感染，此后相关政策不断深化。
2002 年，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现了疫苗免费。
2005年，实现了所有新生儿的免费接种，彻底消除了经济因素对疫苗接种的影响。
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新生儿三针乙肝疫苗接种率从1985年的17.71%显著提升至2017年的99.53%，首针及时接种率也从1992年的23.5%大幅增长至2017年的95.96%。这些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儿童免疫规划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体现了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和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疫苗接种率的持续提高，不仅有效降低了乙肝的发病率，也为下一代的健康筑起了坚实防线。
最终，中国已将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降至0.3%，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对西太区设定的目标（低于1%）。
尽管目前我国仍有约75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新发感染人数已得到明显控制，有效预防了数千万可能发生的新增感染。
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能逐渐走出“乙肝大国”的阴影，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大力推行以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为核心的国家免疫规划。
看到这儿的差友们可能有一个疑问：这个推动乙肝疫苗普及的国家免疫规划，是怎么诞生的？甚至在国内也不是第一次发挥作用。
实际上，抗击乙肝并不是国家免疫规划第一次发挥作用，它的实施与另一场全球性传染病的流行有着密切关联。 在我看来，乙肝疫苗的推广不仅体现了国家免疫规划在公共卫生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我国在应对重大传染病方面持续积累的经验与能力。面对全球性疫情，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对社会的冲击，而免疫规划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70年代，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卫生组织在即将消灭天花的前夕，于1974年发起了“扩大免疫规划”。这一举措标志着全球卫生战略从单一疾病防控向系统性免疫体系建设的重要转变，为后续疫苗推广和疾病预防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一规划，更多国家得以参与到全球免疫行动中，推动了公共卫生服务的普及与公平性提升。
这一规划的目标是参考天花消除项目的成功经验，向全球所有儿童推广基础且能挽救生命的疫苗，以应对多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传染病。
事实上，很多人胳膊上那枚浅浅的疤痕，不仅是接种疫苗留下的印记，也孕育了后来 “ 免疫规划 ” 理念的萌芽。
1978 年 9 月 12 日，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在哈萨克斯坦通过了《 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必须包括预防主要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 “ 扩大免疫规划 ” 的制度化实施。
中国也在同年开始实施后来被称为 “ 计划免疫 ” 的国家免疫规划体系，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广泛覆盖免疫规划的国家之一。
这之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 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文件，不断规范和优化免疫程序。最终让国家免疫规划在抗击小儿麻痹症、乙肝、麻疹等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说到底，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在于为特定人群提供免费的特定疫苗接种服务。这一政策体现了公共卫生体系对群体健康的基本保障，也反映了政府在疾病预防方面的责任与担当。在实际执行中，确保疫苗的公平可及性和接种工作的有序推进，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环节。同时，公众对免疫规划的认知和信任，也是政策有效落实的关键因素。
这个特定人群主要指的是适龄儿童，但部分疫苗也会根据疾病流行风险，在重点地区或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接种。
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
从出生开始到6岁期间，适龄儿童会有一套科学且严谨的疫苗接种计划。
具体来说，新生儿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被接种人生中的第一针疫苗（乙肝疫苗和卡介苗）。
除了预防疾病外，这些新生儿还会拿到人生中的第一个 “ 国家级 ” 证件：预防接种证。
它不仅记载了疫苗的名称、接种剂次、接种时间、生产厂商和追溯信息，也常作为健康证明，在入学、入托，以及部分就业、出国等场合被使用。
接种证内还包含了2021年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表，表中数字表示每种疫苗的接种累计剂次数。例如，乙肝疫苗的1、2、3分别表示在出生时接种第1剂，1月龄时接种第2剂，6月龄时接种第3剂。
那么，为什么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推行免疫规划呢？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个人健康，更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之一，它能够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减少医疗系统的负担。通过免疫规划，许多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如天花、脊髓灰质炎等，已经被基本消除或控制在极低水平。这些成果的背后，是无数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投入。 从长远来看，免疫规划带来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其成本。它不仅保护了个体，也构建了群体免疫屏障，使那些因身体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也能得到保护。因此，尽管投入巨大，但这种投入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在流行病学领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群体免疫。
当人群中绝大多数人（通常需要达到85%-95%的接种率）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时，病毒或细菌的传播链就难以形成。这一现象被称为群体免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概念。在当前全球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提高疫苗接种率不仅是个人健康的选择，更是对整个社会安全的负责。只有当足够多的人参与接种，才能真正构建起抵御传染病的防线，保护那些因身体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群体。数据显示，实现85%-95%的接种率是达成有效群体免疫的关键门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这不仅能够保护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那些由于免疫系统功能不全或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接种疫苗的易感群体。
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接种一支疫苗的费用，仍然远低于治疗相应传染病所带来的直接医疗支出以及由此引发的间接社会成本。这一事实再次凸显了疫苗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还能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减少因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和社会资源浪费。在当前全球卫生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加大疫苗接种力度，不仅是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更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力支撑。
如果没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将完全取决于家庭的经济能力，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而免疫规划通过免费提供疫苗，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个儿童都能公平地获得最基本、最重要的健康权益，是公共卫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设计不仅体现了社会对儿童健康的关注，也彰显了政府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责任与担当。
推行国家免疫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0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多年未报告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麻疹、百日咳、白喉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以乡为单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已达到90%的目标。 这些成果体现了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的持续投入与有效执行，也反映出基层医疗体系和群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疫苗接种作为预防疾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其覆盖率的稳步提升为保障全民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仍需继续巩固现有成果，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流动人口中进一步提高接种率，确保免疫屏障更加牢固。
而且，国家免疫规划里包含的疫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 1978 年国家免疫规划首次推出时，免费向儿童提供的疫苗只有四种，包括卡介苗、百日破疫苗、麻疹疫苗和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那时候，这种可以口服的疫苗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糖丸。 糖丸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数儿童提供了有效的免疫保护。它不仅方便了接种流程，也提高了疫苗的覆盖率，尤其在基层地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广过程中，政府和医疗机构持续加强科普宣传，让公众更加了解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新型疫苗不断出现，但糖丸依然在特定人群中具有重要价值，体现了我国在疾病预防领域的智慧与努力。
是的，许多孩子在小时候都曾吃过一颗包裹着糖衣的小药丸，这正是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2008 年，卫生部等部门颁布文件，宣布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范围，将疫苗种类增加到 14 种，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也相应增加到 15 种。
而且，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范围马上又要扩大了。
2025年10月30日，国家疾控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发布通知，自2025年11月10日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基础上，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将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且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HPV疫苗，每剂次间隔6个月。 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女性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在预防宫颈癌等疾病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不仅有助于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为广大适龄女性提供了更公平、更可及的健康保障。同时，通过免费接种的方式，减轻了家庭负担，提升了疫苗接种的覆盖率和有效性。未来，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预计将在长期时间内显著改善女性健康状况，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 HPV的持续感染是根本病因。
通过接种HPV疫苗从源头上预防HPV感染，是消除宫颈癌最为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
2023年，国务院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将HPV疫苗接种列为关键策略之一，体现了国家对女性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也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HPV疫苗的普及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为预防宫颈癌奠定坚实基础。
在国家免疫规划纳入之前，HPV疫苗主要通过自费方式接种。尽管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价格较高、供应不足等原因，国内整体HPV疫苗接种率，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覆盖率仍然偏低，并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和经济差异。
一些财政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为适龄女生免费提供国产二价HPV疫苗，但覆盖范围有限。此次将HPV疫苗纳入相关措施，有助于保障不同经济状况家庭和不同地区的适龄女生都能平等获得接种机会，进一步减少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
这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公共卫生目标，正逐步从控制传统的急性传染病，转向预防和控制与感染相关的慢性疾病及恶性肿瘤。
回过头看，这几十年来，从糖丸到乙肝疫苗，再到 HPV 疫苗，国家免疫规划不断扩大、不断更新，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广，背后的意义也愈发深远。
或许我们已经对接种疫苗习以为常，但正是这些看似普通却至关重要的注射，为社会构建起一道道健康的防线，有效遏制了传染病的传播，也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
回过头看，乙肝在中国的流行，是一部充满挑战与进步的公共卫生历史，既承载着沉重的社会负担，也展现了非凡的防控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医疗系统持续投入，推动了疫苗普及、筛查干预和治疗体系的完善，有效遏制了乙肝的传播趋势。尽管仍面临一些挑战，但近年来的防控成果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数据显示，乙肝病毒携带者数量已显著下降，新生儿接种率持续提高，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努力与成效。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减少社会歧视，仍是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国能够改变乙肝大国的现状，离不开几代科学家的辛勤付出，也得益于国家免疫规划的持续保障。
这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也为全球在病毒性肝炎防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作为关注公共健康议题的观察者，我认为这一成果体现了我国在疾病防控方面的系统性能力和持续投入，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一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不仅为女性健康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护屏障，也彰显了我国在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的积极作为与责任担当。 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对女性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展现了我国在应对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通过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不仅有助于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也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是科学防治的体现，也是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深切关怀。
即便疾病的风险将伴随人类一生，但这份凝聚了几代人努力的健康承诺，始终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礼物。 **看法观点：** 这段话传递出一种深沉的使命感与希望。健康不仅是个人的追求，更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尽管疾病无法完全避免，但通过持续的努力与投入，我们为后代构建起一道抵御风险的防线。这种对未来的承诺，体现了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与智慧，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成果，继续为更健康的明天而奋斗。
